王勇平已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、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。铁道部表示，“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。”

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王勇平留给公众两张截然不同的脸谱。一张是7·23动车事故后新闻发布会上的“口不择言”，“奇迹”“反正我是信了”等雷语迭出，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挑战着公众对于灾难与悲伤最基本的情感。一张则是王勇平这样“突然却并不显得意外”的离任背影。有媒体甚至登出了王勇平在铁道部办公楼楼梯上挥手作别的照片。这样的照片令人充满惆怅，以至于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，“我已经开始同情王勇平了”。

我们很难说王勇平离任与他此前的“发言失误”无关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也能够理解网友对他由愤怒到同情的心理转变。事实上，这或许更是一种互通的情感。对于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表现，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发信反问：“今日王勇平，明日谁？今日铁道部，明日谁？”在我看来，这里面固然有一种“同病相怜”的情愫，其实更揭示了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些困境，以及发言人必须要承受的制度不完善的代价。

我国的发言人制度确立没几年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，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呈现出了迅捷的发展态势。数年来，国务院、部委、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确立，各级党委发言人也即将全面出现。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，而与此相对应的，作为一种发展中的“阵痛”，则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被部分扭曲与异化：由于缺乏到位的法规意义上的刚性要求，在许多时候，新闻发言人制度更被侧重于技巧训练、公关培训；有的时候，它们甚至只是宣读新闻、为了把事情“抹平”。

在这样并不少见的“异化”下，新闻发言人也开始呈现出种种“怪现状”。《人民日报》就曾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“无可奉告型”、“大包大揽型”、“照本宣科型”、“自我辩护型”、“报喜不报忧型”、“恼羞成怒型”、“感情错位型”等等。这样的公众形象显然与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本意相悖，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开放背景。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，公众因为网络拥有愈来愈多的信息，微博更是扩张了这种信息占有的容量。公众对新闻发言人的期待，更多集中到了“有问必答”、诚实与机智等表现上面。沉默、挑衅甚至顾左右而言他，只会愈来愈激起公众反感。

这正是王勇平们不得不直面的制度困境与角色空格，也是公众开始同情起离任的王勇平的重要原由：在当前新闻发言人制度下，作为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制度设计存在，王勇平们只能代表自己所处部门的利益，他们的功能有限，也绝非什么都可以回答，有时还“必须”言不由衷。较之对信息公开需求越来越强烈的公众，王勇平们需要承担愤怒。较之因为自己言辞不当引发的公众情绪，王勇平们更是动辄得咎。

王旭明在当初离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时曾经说：“20年后回头来看，大家也许就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”。对此，任何悲情或者其他的诠释或许都显得太肤浅。在我看来，王勇平离职的背影更是一个制度与角色的空格，它等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的进步去填满。